我們為拯救以色列民主而戰

(SeaPRwire) –   今年夏天，我應邀參加哈佛甘迺迪學院一場關於民主衰落的討論。以色列的內部衝突、加沙地區正在發生的戰爭以及人質問題，都與我們國家身份認同的鬥爭息息相關。我們是要繼續作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還是會變成一個神權獨裁國家？這就是關鍵所在。

漫步校園，我內心百感交集，既感到沮喪又充滿決心。當我意識到我的祖國可能很快就會加入那些同樣有代表性的獨裁國家——委內瑞拉、中國、俄羅斯、埃及——時，一種沮喪感襲來。來自這些國家以及美國的研究人員，都在試圖解讀反對獨裁政權或衰落民主所帶來的挑戰。 

然而，想到最近（就在上週）大量以色列人團結起來共同抗擊這種衰落，卻令人振奮，我感到一股日益增長的自豪感和贏得勝利的決心。

我們知道，民主幾乎是脆弱的代名詞。在世界各地，我們看到民選領導人利用民主制度，緩慢但有效地推動變革。他們透過削弱維護國家民主的制衡機制，逐步獲得無限權力。對領導人的忠誠，而非對國家的忠誠，成為決定關鍵職位人選的因素，而這些職位本應獨立並維護權力平衡。然後，就沒有回頭路了。

2023年1月，當以色列政府宣布計劃通過法律，永久性地削弱幾乎所有以色列民主的制衡機制時，我們「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應運而生。在提出的200項法律中，有一項是允許政府以簡單多數推翻最高法院的任何判決，另一項是允許政府在沒有任何審查或解釋的情況下，任命不合格的忠誠者擔任關鍵職位。

多年來，我們一直深信以色列的民主，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50歲的我，與家人住在特拉維夫，在以色列著名的科技產業擁有成功事業，從未想過要參與公民社會，更不用說幫助創立一個組織。但無限權力掌握在任何政府手中的前景，讓我感到威脅。

與朋友聚在一起，我們明白必須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我們建立了一個WhatsApp群組，自稱為「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並計劃從特拉維夫徒步到耶路撒冷，展開一場為民主而行的旅程。我們很天真，沒有人相信這趟旅程會持續三年。我一直為國家服務，為保衛國家而奮鬥，甚至冒著生命危險。這就是驅使我們走上街頭的原因。我們熱愛以色列，明白它的安全取決於我們的團結。沒有民主、平等和自由，人們就不會站出來冒生命危險。我們的座右銘是，人民的軍隊，一人為眾，眾人為一，只能存在於民主國家中。

週復一週，連續九個月，「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帶領數十萬以色列人走上街頭。我們在全國各地拉響警報。隨著警方反應日益強硬，緊張局勢升級。但我們奮勇向前，建立了一支全國性的支持者隊伍。我們無所畏懼地示威，淹沒媒體，增加了對執政聯盟成員的公眾壓力，成功地暫時阻止了擬議中的司法政變。

接著，10月7日來了。上午6點29分，每個以色列人都在警報聲中醒來。哈馬斯殘暴地突破了我們的南部邊境，對平民展開屠殺。

以色列人再次沒有退縮。我們團結起來，放下內部衝突，對抗外部威脅。

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則陷入癱瘓和震驚。普通以色列人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填補了空白。我們「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立即（確實是在幾分鐘內）轉型為民間援助組織。我們動員了數千名志願者，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物流行動，解決各種需求。我們在戰火中營救人們，並支持撤離的家庭，幫助他們安置並提供所需。

令人震驚的是，哈馬斯的殘暴襲擊及其後果並沒有削弱政府奪取無限權力的野心。恰恰相反。一場沒有結束跡象的戰爭已經持續了兩年，我們的人質仍未歸還，這個政府卻完全專注於推動其司法政變，持續地違背公共利益。

它拒絕將我們的團結和相互責任（或許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作為優先事項。儘管軍隊人手短缺，但政府卻讓那些宗教政黨免服兵役。政府以犬儒和不道德的方式，創造了社會中的不同階層。一個階層冒著生命危險保衛國家，另一個階層卻不。數十萬以色列人再次走上街頭，要求勇敢的領導。

此外，內塔尼亞胡及其政府拒絕為10月7日事件承擔任何責任，也拒絕任命一個國家調查委員會來調查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儘管根據多項調查，80%的以色列人認為這項調查至關重要。

如果以色列要按照我們開國元勳的錫安主義願景和我們的獨立宣言——一個安全的猶太家園，一個基於平等並向所有宗教和信仰開放的繁榮民主國家——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猶太國家而生存，那麼以色列公眾必須再次挺身而出，積極參與民主進程。這既是現代世界中人民的特權，也是其義務。

在受到外部敵人威脅的同時處理內部身份衝突，這並非以色列獨有。但以色列危及生命的境況表明，克服這些困難所需的社會韌性，要求大多數公民堅定投入。在以色列，我們的「群體性」是我們的超能力。這是我所接受的錫安主義。這就是我們希望回歸的以色列。哈佛的研究人員，就像世界上許多人一樣，正在關注以色列為自身而戰。結果取決於我們。我們是民主防衛力量。